編者按：說到青綠山水畫，大概就會想到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北京故宮博物院最近又將這幅傳世名作拿出公開展覽。對這幅畫布局、技法等藝術分析已經有很多，本文關注的則是繪畫背后的故事——為何宋徽宗會將此畫賜予蔡京？君臣間借畫發生的對話，在后人的解讀中也頗有意味。如此一來，再觀原作展覽，不僅是藝術欣賞，也會激發出歷史滄桑感。

《陌生的經驗：陳丹青藝術講稿》第一講的內容，便是北宋青綠山水長卷《千里江山圖》。其中引述卷末蔡京的跋文，未錄最后一句。陳丹青的說明是：“以下還有八九個字我弄不懂意思，不錄了。”他是一位畫家，而且是搞油畫的，“不知為不知”，無可厚非。但我查閱了許多畫史資料，也未見對這一句的準確解釋。其實，這句話才是關鍵。因為它關系到宋徽宗為什么會將此畫賜予蔡京，關系到此畫在當時的功能和意義。進而言之，它關系到如何來解讀這幅中國繪畫史上的鴻篇巨制。

一

先來看一下蔡京的跋文： 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跋文中稱此圖是宮廷畫家希孟所繪，此人未見諸史籍。像同一時代《清明上河圖》作者張擇端一樣，我們僅從畫后跋文知道其名。五六百年后，有書畫著錄稱“有王希孟者”，隨后大家都延續此說，今天各種繪畫史上也是如此。但希孟是否姓“王”，查無實據。近來學界頗有異議，一說姓“希”名“孟”，這也不可信，因百家姓只有“郗”字，并無“希”字。一說姓“趙”名“希孟”，因是同姓宗室，才得到皇帝特別關照，或有可能。至于“希孟”兩字，更像是字而非名，也是一說。畫家的姓名無從考實，是一件憾事。但相對于徽宗宮廷里眾多杰出的畫師都湮滅無聞，希孟由于這段跋文在傳世畫作上留下了名字，要算是幸運者了。

《千里江山圖》蔡京跋文

據跋文所記，畫作完成時希孟只有十八歲，是一位青年才俊。他自幼即在宮廷畫院做學生，后來進了文書庫，而沒有升任翰林圖畫院的祗候、待詔什么的。他大概更愿意做一位宮廷畫師，所以多次呈獻畫作，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睞。徽宗也是一位大畫家，看出他畫技尚未達到宮廷繪畫的水準，也看出“孺子可教”，于是親自予以指導。不到半年的時間，希孟便畫出這幅《千里江山圖》，得到徽宗的嘉許。——這段敘述，文字并無歧義，不必贅言。 

且說徽宗皇帝看過這幅長卷后，做出了一個看似隨意，卻很可能是深思熟慮的決定，將它賜給宰相蔡京。賜畫的同時，徽宗還對蔡京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這句話理解起來是有一定難度。“天下士”，典故出自《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中新垣衍的話：“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大意是說，他這才知道魯仲連是天下杰出的高士。后遂以“天下士”指才德非凡之士，如唐代高適《詠史》詩：“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作之”似乎不用解釋，但考慮到魯仲連的典故，可參考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魏安王問宰相孔斌，誰是天下之高士。孔斌說世上沒有這種人，如果有，那就是魯仲連了。魏安王說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孔斌答道：“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大意是說，人都是要強求自己去做一些事。假如不停地做下去，便會成為君子；始終不變地去做，習慣與本性漸漸養成，也就成為自然了。 

宋徽宗說“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就事論事，是對希孟及其繪畫才能的褒獎，說他堅持不懈去做，終于修成正果。但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一位皇帝對當朝宰相說這番話，是否會別有深意？

二

皇帝賜畫給大臣無疑屬于一種恩典。而在宋朝，觀畫、賜畫更是一種隆重的宮廷儀式，徽宗時代尤為盛行。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宣和四年（一一二二）三月二日，徽宗駕幸秘書省，宣群臣“觀御府書畫”，蔡京也在其中。當時人數眾多，爭先恐后，場面十分擁擠。徽宗還特意關照多設書案，讓大家都能近前觀賞，“以示恩意”。當日，有五六十人獲“賜御書畫”。這種儀式性的活動，顯然具有政治功能。通過書畫的集體觀看和賞賜，君臣之間形成某種默契和共識，才是真正要達到的效果。從兩件傳世畫作上蔡京的跋文看，此前的大觀四年（一一一〇），徽宗讓他觀賞過“御制”《雪江歸棹圖》；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又將《千里江山圖》賜予他。

《千里江山圖》（局部）

政和三年，對于徽宗和蔡京二人，或許沒有什么特殊意義。可是前一年，即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值得特別關注。這一年，徽宗下詔重新啟用已經致仕的蔡京；蔡京第三次出任宰相。徽宗對其在位期間長期擔任宰相、推行新政的蔡京原本十分信任，但由于受到舊黨批評和彈劾的壓力，曾兩度免去蔡京的職位。蔡京于政和二年復職，不久，徽宗還在宮內太清樓賜宴，蔡京為此寫有《太清樓侍宴記》。第二年，徽宗將《千里江山圖》賜予蔡京，蔡京在卷后寫下了這段跋文。 

這段跋文里的故事屬于宮中秘聞，應該是徽宗親口對蔡京說的。徽宗詳細地介紹了一位身份低微的年輕畫師希孟，交待了繪畫創作的過程。其中有對希孟的嘉許，也有自我標榜的意味，但徽宗的用意或許并不僅僅在此。如果只是因為《千里江山圖》畫得好才賞賜給蔡京，順便自我炫耀一番，他大可像《雪江歸棹圖》那樣，連“代御染寫”的畫師都不用提，直接簽上“天下一人”的押，把它變成一幅“御制”畫，效果豈不是更好？可這一次他并沒有這樣做，而是將事實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蔡京。他說希孟數次獻畫，都沒有被看中，最后在自己的指導和授意下，終于完成了這幅杰作。這是否也有對蔡京仕途命運的暗示呢？雖然幾次被撤職，但最終還是可以得到皇上的重用，完成新政大業。 

將跋文放到這一特定語境來理解，最后一句“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的言外之意，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說：才能非凡之人，只要堅持不懈、始終不變地去做就行了。希孟如此，蔡太師有著非凡的才能，何妨不也如此？當然，必須按照皇上的“誨諭”去做。 

蔡京此前不久剛剛復職，第三次被委以經國之重任，對此當然心領神會。他在畫卷上寫下跋文，決不至于是隨手涂鴉。古人在畫卷上書寫題跋，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何況是在御賜畫卷上寫字。蔡京完完整整地記下徽宗對他說的故事、對他說的話，無疑是要表示，皇上的誨諭他都“記下”了。甚至不排除這樣的可能，即這段跋文會被徽宗看到。蔡京正好借此表示：只要得到皇上的器重和提攜，他也會像希孟一樣不計較挫折，堅持不懈，輔佐皇上，治理國家。——正是由于這種君臣之間的交流與默契，徽宗與蔡京的關系才非同尋常。 

對于二人，通常都以“昏君”和“奸臣”視之，但二人的互動也有另一面，可參見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與蔡京和徽宗的關系》一文。

三

賜畫是一種恩典的儀式，賜什么畫給什么人，也是有講究的。《宋會要輯稿》記載的宣和四年那次觀畫、賜畫活動中，唯一提及畫名的作品是展子虔的《北齊文宣幸晉陽圖》。據說是徽宗“宸筆所摹”，“展示”給群臣觀賞的。他為什么選擇這幅畫呢？北齊文宣帝高洋，原久居其兄高澄之下，高澄遇害身亡后，高洋入主晉陽穩定大局，世人方知道他有治國之才。徽宗原是哲宗之弟，哲宗病逝時無子繼位；在向太后的力爭下，他才被立為帝。王正華《〈聽琴圖〉的政治意涵：徽宗院畫風格與意義網絡》一文里說：“徽宗賞賜臣下觀賞《北齊文宣幸晉陽圖》，或以委婉的方式昭告臣下：雖非帝位當然繼承人，但無論就命定或帝才而言，皆為無可懷疑的人選。”那么，徽宗賜給蔡京《千里江山圖》，恐怕不僅因為這幅畫是由一位經歷特殊的畫家繪制，可以借題發揮；更重要的緣故，還在于這幅畫本身的主題和形式。

宋 趙佶《聽琴圖》（故宮博物院藏，有學者認為彈琴者為宋徽宗、紅衣者為蔡京）

《千里江山圖》的主題其實十分明顯。有一篇賞析該圖的文章，正標題為《江山如此多嬌》，可見即使對于今天的觀者，這幅畫的政治意涵也毫不隱晦。

 中國的山水畫不同于西方的風景畫，一向不重視實景寫生。所謂山水，大都是“理想的山水”，如“仙境山水”“隱居山水”等等。北宋畫壇有兩種山水模式，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一是宮廷繪畫中的“江山圖”，一是文人繪畫中的“云山圖”。“江山”一詞，不只是一個地理學的概念；它常常用來借代“國家”，而具有文化學和政治學的內涵。“江山圖”的主題，多為對大好河山的贊美。《千里江山圖》無疑是一幅典型的“江山圖”，或許稱得上中國繪畫史上“江山圖”的集大成者。 

“江山圖”中最主要的隱喻當屬對主峰大山的描繪。北宋中期的郭熙在《林泉高致》里說：“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卻之勢也。”還說：“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北宋后期的韓拙在《山水純全集》中也說：“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主者，眾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敦厚，旁有輔峰圍者，岳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揖于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韓拙就是駙馬王詵推薦給時為端王的趙佶（即徽宗），后來進入翰林圖畫院任待詔的。 

對照《千里江山圖》，畫面上的山水布局與文獻里的畫理完全一致。圖中的主峰一目了然。那座最高的大山頂天立地，仿佛是君主。其他略低的山峰或簇擁左右，或遙相呼應，連綿不斷，仿佛是各級官吏，依次排列，共同構成了國家行政秩序的象征圖像。

《千里江山圖》（局部）

如果單看《千里江山圖》的主峰部分，會發現其采用了北宋前中期“中峰鼎立”的巨碑式山水構圖。像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一樣，分上中下三段。上段仰視，即“大山堂堂”；中段平視，右側山后有宮殿式建筑；下段俯視，為民居、橋梁、道路和行人等。這里也是天地君臣，秩序井然。值得注意的是，《千里江山圖》右側的宮殿較為外露，不像《溪山行旅圖》和《早春圖》里那樣隱蔽。而且其屋頂的瓦呈現金色，在全圖中尤為特別。因為圖中百余處建筑屋頂的瓦多為黑色，只有這一處全部呈現金色，相信是畫家為了突出其政治中心地位，而有意為之。

 主峰左側下端繪有一座水磨，也引人注目。磨坊橫跨山溪，巨大的立式水輪帶動室內的磨盤轉動，結構細致準確。水磨坊的經營，興盛于南北朝末期。到了宋初，朝庭設立水磨務，官營水磨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舊傳衛賢《閘口盤車圖》，便是反映這一題材的政治宣傳畫。江山圖中出現磨坊，按包華石（Martin Powers）《溪山無盡——上海博物館藏〈溪山圖卷〉》的說法，是“恰如其分地宣示政權的高效和仁慈”。正如遼寧博物館所藏佚名《山溪水磨圖》原題為《物熙民豐圖》，《千里江山圖》里的水磨，自然是要表現國家經濟的繁榮昌盛。 

另一個十分醒目的公共設施，是畫卷前半段中的長橋。長橋橫跨開闊的江面，為梁柱式木橋，中心筑亭，供行人休憩觀景。據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一文考證，此橋極可能參考了蘇州利往橋的形象。北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云：“利往橋，東西千余丈，用木萬計。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傅熹年認為，蘇舜欽所說“長橋跨空古未有”是宋代工程技術上的新成就。《千里江山圖》采用北方山水畫派的圖式，畫中的長橋卻與南方的利往橋、垂虹亭相似，水邊景色也是江南風光。這既體現了徽宗崇尚江南文化的審美趣味，也體現了“地不分南北”的國家地理概念。

縱觀全卷，景色壯麗，疆域遼闊，上留天空，下布水口，山巒高低起伏與縱橫鋪陳有機結合，高遠、深遠、平遠交相呼應。貼近畫面仔細觀看，山川樹木、坡崗汀渚、亭臺樓榭、屋宇庭院、橋梁舟車、人物牲畜，應有盡有。人物雖微小如豆粒，卻形象畢肖，千姿百態。山間有住宅、園林、書院、寺觀、旅館、酒店，路上有運貨的、訪友的、趕驢的、騎馬的、徒步的、歇腳的、觀景的……水中有漁船、貨船、客船、渡船、游船，船上有搖櫓的、撐篙的、插桿的、撒網的、扳罾的、閑坐的、過渡的……人民安居樂業，氣氛和平安詳，真乃一幅不折不扣的太平盛世圖。

四

回頭再看蔡京的跋文，其中提到徽宗“親授其法”，決非虛言。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上看，《千里江山圖》與徽宗本人的創作與收藏均有一定的相似度。首先，《千里江山圖》長卷，縱五十一點五厘米，橫一千一百九十一點五厘米；如此“高頭大卷”，只有在徽宗當朝時才開始出現。湯垕《畫鑒》記載：“徽宗自畫《夢游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鐘鼓、仙嬪真宰、云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為工甚至。”這幅遺失的《夢游化城圖》，可能與《千里江山圖》的規模相仿。不過，一個旨在描繪縹緲仙境，一個意圖展現如畫江山。其次，《千里江山圖》 像徽宗“御制”《雪江歸棹圖》一樣，采用了略帶俯視的角度、橫向展開的全景式構圖；只是視點抬高了一些，兩邊拓展延長了許多。從這個意義上說，《千里江山圖》可謂《雪江歸棹圖》的“放大版”。還有，《千里江山圖》中一些捕魚的動作和造型，如插桿、拉網、扳罾等，與趙幹 《江行初雪圖》 中的細節完全一致。而該圖原是徽宗宮內的秘藏，見《宣和畫譜》。種種跡象表明，徽宗在指導希孟繪畫時，曾將自己的畫作和藏品作為范本，供其參考。 

《千里江山圖》屬于大青綠山水，使用一幅整絹，色彩語言極其豐富。天空和水面鋪染花青，空出煙云部分。山石先以水墨勾皴，赭石打底，再分染花青或汁綠，最后積染石青和石綠。山根部位以赭石接染。樹木以濃墨畫枝干，以色彩點葉。墨畫的屋頂在山水間起到調節和襯托的作用。除了正面傅色，絹的背面還有襯色。整個畫面璀璨奪目又沉著協調，歷時近千年而鮮亮如新。有人驚嘆此畫的色彩“有如藍綠寶石般晶瑩”，卻忘了石青、石綠這些顏料本來就是由綠寶石、孔雀石等昂貴材料制成。如此超長的尺幅、奢侈的用料，作為文書庫小職員的希孟大概負擔不起，應是宮廷提供的。換句話說，只有得到徽宗的贊助，希孟才能再現青綠山水的傳統，將宋代詩意寫實的技巧與唐代富麗堂皇的色彩結合起來，繪制出可與遼闊國土相稱的恢弘長卷。 

《千里江山圖》宏大的場面、奢華的風格，完全符合所謂“豐亨豫大”的觀念。這是蔡京當權之初，根據《周易》學說提出的治國方略，即通過擴大政府開支，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繁榮。徽宗經常借助種種“祥瑞”的征兆，顯示“豐亨豫大”的時代已經來臨。《千里江山圖》不惜工本地描繪富饒安樂的太平景象，正是在歌頌這種臆想中的和平與繁榮。 

可以這樣說，《千里江山圖》雖然由希孟執筆，卻是徽宗宮廷畫院教育的成果，體現了徽宗的美學追求和政治理念。他把這幅畫賜給蔡京，或許也是希望蔡京繼續為朝廷效力，去鞏固和拓展大宋的基業，去創造一幅“現實版”的《千里江山圖》。

五

徽宗與蔡京之間，借圖對話，翰墨唱和。但事過境遷，脫離了特定的語境，理解與闡釋出現偏差，也在所難免。后人欣賞繪畫時，通常只是使用單純的審美眼光，而忽略其中隱含的歷史文化密碼。《千里江山圖》卷末，接在蔡京跋文之后的溥光跋文所作評語，便是如此： 

予志學之歲獲睹此卷，迄今已僅百過。其功夫巧密處，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設色鮮明，布置宏遠，使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亦當短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殆眾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溥光謹題。 

溥光是元代的書法家，也是一位高僧，后經趙孟頫推薦入昭文館任大學士。他說十五歲時即目睹，后來又觀賞過近百次，可見當時《千里江山圖》為其家族所藏。他認為這幅畫是青綠山水畫“眾星”中的“孤月”，此前王詵和此后趙伯駒的青綠山水畫都無法與之比肩。這個藝術價值判斷，今天看來也“為不妄”。但他沒有涉及蔡京的跋文，對當年觀畫、賜畫的功能和意義似乎毫無興趣。

《千里江山圖》溥光跋文

溥光之后，《千里江山圖》經清初鑒賞家梁清標收藏；后入乾隆內府，《石渠寶笈初編》著錄。乾隆皇帝在長卷前端畫面上題寫七律一首：

 江山千里望無垠，元氣淋漓運以神。

北宋院誠鮮二本，三唐法總弗多皴。

可驚當世王和趙，己訝一堂君若臣。

易不自思作人者，爾時調鼎作何人。 

此詩后來收入《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第七句中“易”字為“曷”（畫上應是乾隆筆誤），第八句“作”字為“是”（可能是編書時修改，避免與第七句“作”字重復）。詩的前面六句是對畫作的夸贊，不用詳細解釋；這后兩句卻耐人尋味。“曷”指怎么，為什么。“作人者”，見孔穎達疏《詩經》“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云：“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后因稱任用和造就人才為“作人”；這里當是指徽宗。“調鼎”原指烹調食物，喻任宰相治理國家；這里當是指蔡京。“曷不自思作人者，爾時調鼎是何人”，意思是：培養和造就了希孟這樣人才的徽宗，為什么不反思一下，當時何以會任用蔡京那樣的人來擔任宰相治理國家？！ 

《千里江山圖》（局部）

 乾隆看了《千里江山圖》以及卷后的蔡京跋文，十分感慨。他聯想到自己的帝王身份，意欲從徽宗君臣那里吸取歷史教訓。如何評價乾隆的題畫詩是另一回事；僅就這兩句而言，他的確是窺見了這幅曠世杰作背后的秘密。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來源：雅昌藝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