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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權威專家齊聚京城,共話乾隆西洋風宮廷藝術

2021年10月16日,“弘歷的世界Ⅱ——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暨18世盛清宮廷藝術的西洋風”學術研討會在北京新保利大廈召開。


第一場學術沙龍: 

研討會特邀20位權威專家學者,以同名特展為背景,圍繞乾隆時期宮廷藝術的高超成就,考察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藝術領域相互交流、融合的過程,打開從盛清時代及至現代中國的一條藝術史理路。

“弘歷的世界Ⅱ——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暨18世盛清宮廷藝術的西洋風”特展于10月15日在保利藝術博物館啟幕,分為“皇帝與貴妃”“清宮陶瓷新風尚”“清宮鐘表”“藝林百工”四大章節,以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為核心,涵蓋宮廷繪畫、西洋鐘表、瓷器、銅胎琺瑯器、鑄銅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織繡服飾等十數個工藝門類,百余件藝術珍品。


第二場學術沙龍 

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包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油畫學會理事潘世勛;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清代宮廷繪畫權威專家聶崇正,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聶卉,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張元,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雷勇,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林姝,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館員王光堯,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嚴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清宮史研究會秘書長李國榮,商丘師范學院教授、美術學院副院長曹天成,原清東陵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徐廣源,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惲麗梅,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津,故宮博物院館員劉國梁、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張榮,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張麗,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邢娜,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翟毅,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展夢夏,故宮博物院館員施磊 。


第三場學術沙龍


在藝及云杪文化創始人謝曉冬主持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由保利藝術研究院、保利藝術博物館主辦,北京保利拍賣承辦,萇蒔文化與云杪文化協辦,由在藝及云杪文化創始人謝曉冬主持。

一. 從郎世寧《純惠皇貴妃油畫像》

看盛清中西方宮廷繪畫交流

康有為說過,中國“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當以郎世寧為太祖”。作為“西洋畫師第一人”的郎世寧,1715年12月抵京覲見康熙皇帝,自此進入宮廷供職,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逾半個世紀,成為備受三代皇帝榮寵的傳奇宮廷畫家。

郎世寧將精湛的西洋油畫技巧與東方審美相結合,極大地拓展了清代宮廷繪畫的技法、風格與審美,開創了中西融合的繪畫新風——一種經過乾隆皇帝改造而成的“新體畫”,這成為中國早期油畫的開端。

聶崇正是清代宮廷繪畫研究專家,撰有多種關于郎世寧的著述,他認為:“郎世寧的作品主要是宮廷繪畫,大部分藏在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個別流散到海外博物館中。長期以來中國推崇文人繪畫,但郎世寧畫了大量人物畫,他將當時皇帝、帝后甚至功臣的肖像繪制下來;而在清代宮廷繪畫中,最有價值的部是紀事繪畫和人物繪畫,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要研究清代宮廷繪畫,離不開這位意大利人郎世寧,他是屬于中國繪畫史、美術史的一部分,他的價值非一般人可替代。”

此次展出的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是專家公認、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寧油畫后妃肖像。以油彩繪制于多層高麗紙上,縱54.6厘米,橫41.9厘米,是郎世寧帝后肖像畫的代表作。郎世寧熟諳人體解剖結構,肖像面部以“退暈法”繪制,淡化明暗對比,僅用色彩暈染,就表現出清晰的立體五官。從繪畫材料到裝潢形制,諸如用紙、顏料、技法,均與故宮博物院現存清宮油畫一致,為郎世寧典型的作品。


清乾隆初年 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

油彩 多層高麗紙

縱54.6cm,橫41.9cm


清乾隆初年 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局部)


清乾隆初年 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局部)

這幅畫像將皇帝、貴妃與郎世寧合為一份藝術史學研究樣本,其背后是不同文明、不同身份、不同理念的交織與碰撞,為我們考察乾隆時期清宮油畫、帝后生活、后妃服飾,進而理解十八世紀皇權視野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一條藝術史線索。眾位專家學者將在此視角下,圍繞《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展開研討。

郎世寧在華51年,迄今其康熙時期的作品未見留存,最早的繪畫活動始見于雍正元年內務府造辦處漢文檔案;直至乾隆皇帝御極,郎世寧的宮廷繪畫題材才有了明顯轉變——開始出現人物肖像。乾隆對郎世寧的寫實技能尤為看重,曾御題詩“寫真世寧擅,繪我少年時”(郎世寧《平安春信圖》)來贊譽他,幾乎所有的帝后肖像畫交由郎氏繪制。


清雍正 郎世寧繪《平安春信圖》軸 紙本,設色

縱68.8cm,橫40.8cm

特展策展人、北京保利拍賣中國古董珍玩藝術總監李移舟研究認為:“《純惠皇貴妃油畫像》應繪于乾隆二年。乾隆登極初年請郎氏繪制過一組御容,即現藏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近七米的絹本長卷《心寫治平圖》,畫卷上是乾隆皇帝及后妃共十三人的半身畫像,上有御筆’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十二位后妃中:皇后富察氏、貴妃高佳氏、純妃蘇佳氏、嘉妃金佳氏……皆為乾隆帝王后宮生活中最初的成員。《純惠皇貴妃油畫像》縱54.6厘米,《心寫治平卷》縱54厘米,可見郎世寧同一時期繪制了油畫與絹本設色兩個版本:一為中式的高頭大卷,一為西洋式的獨幅肖像掛屏。”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郎世寧繪《心寫治平圖》卷局部(左)與郎世寧繪《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右)比較

純惠皇貴妃蘇佳氏在乾隆帝心中地位極高——她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一日,乾隆元年(1736)被冊封為純嬪,乾隆二年被冊封為純妃,乾隆十年被冊封為純貴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晉封為純皇貴妃,同月十九日薨逝,享年48歲。她被葬于裕陵妃園寢,那里埋葬著乾隆36位妃子,而純皇貴妃位居第三,僅次于唯一的皇后與另一位皇貴妃。

四十年前,1981年11月,原清東陵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徐廣源曾發現并打開過純惠皇貴妃的地宮,據他研究,他強調純妃是乾隆五個皇貴妃中,唯一舉行過冊封的皇貴妃,其中三位皇貴妃均薨逝后追封謚號;且乾隆皇帝在她逝后下令將建成15年的妃園寢進行大規模的重修——足見她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林姝在檔案起居著里發現:“在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純皇貴妃薨逝的前兩天,乾隆皇帝曾于十七日、十九日專程從圓明園趕回宮里看望她,足見皇帝對這位潛邸女子的寵愛。”

據此次特展策展人之一趙銳研究統計,“乾隆皇帝后妃油畫像屏現存不足十幅,其中故宮博物院藏《孝賢皇后半身像》《慧賢皇貴妃半身像》《婉嬪半身朝服像》三件、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令妃半身朝服像》《慶嬪半身朝服像》兩件、法國多勒市美術館《嘉妃半身朝服像》一件;另有一件是2015年在香港蘇富比上拍的清乾隆《純惠皇貴妃朝服像》。本幅《純惠皇貴妃油畫像》在繪畫手法與構圖上,與法國吉美博物館藏《乾隆皇帝半身像》及故宮博物院藏《孝賢皇后半身像》《婉嬪半身像》極為相似,公認均為郎世寧所作。這類乾隆及其后妃油畫半身肖像的尺幅、制式一致,應為一套。”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郎世寧繪與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畫屏(從左至右:乾隆皇帝像、令妃像、慶妃像


故宮博物院藏郎世寧繪與乾隆皇帝及后妃油畫屏(從左至右:孝賢皇后像、慧賢皇貴妃像、婉嬪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說:“郎世寧代表了明清以降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所取得成就最著者,這條脈絡包括利瑪竇、湯若望、郎世寧、蔣友仁等人,在文化、藝術、天文、建筑、醫學各領域的佼佼者。而自康熙至嘉慶初年共105年間,郎世寧歷經三朝皇帝,在宮廷里生活了51年,他見證并參與了清代最為鼎盛的一段歷史,他無疑是中國宮廷繪畫中最為杰出的代表。”

乾隆朝之后,一百年間世界風云劇變,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走向另一條道路。從廣州外銷油畫,到上海“土山灣”畫館,及至清末民初,受新潮思想影響的“海派”與首批走出國門學習油畫的李鐵夫、徐悲鴻、劉海粟,分別在不同方向上延續著前人的努力。回溯郎世寧時代這一中國油畫史的高端起點,可助力我們洞察自十八世紀至現代中國之藝術史血脈。

二.盛清陶瓷工藝里的西洋風

轉心瓶、琺瑯彩達至鼎盛

十八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繁盛的另一條重要線索體現在清宮陶瓷新風尚中。康雍乾時期的西洋傳教士帶來的“西學東漸”之風深刻地與三代君主的精神生活產生互動:前者擴寬后者的文化藝術視野,后者的鐘情和認同亦極大推動前者在清宮的影響,從進口料到國產料,胭脂紅彩、琺瑯彩、洋彩的創燒,從而啟導了清宮西洋風瓷器的盛行。

乾隆皇帝獵奇求新的喜好、督陶官唐英的文人趣味及以郎世寧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對年希堯、唐英在宮廷器物形制、釉彩、紋飾方面的影響,共同推進了十八世紀西洋風格制瓷工藝的創新。

此次特展的明星瓷器展品,不僅包括剛剛以2.66億元創下中國陶瓷拍賣紀錄的【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紅地軋道雕瓷鏤空“有鳳來儀 百鳥朝鳳”圖雙螭耳大轉心瓶】,也有十年后首度公開亮相的【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蓮花卉套爐鈞釉雙象耳轉心瓶】。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蓮花卉套爐鈞釉雙象耳轉心瓶

H:40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轉心瓶是同時期御窯瓷品中的珍罕之作,也是乾隆新朝唐英殫精竭慮取悅圣心之作,也是其任職期間最為傲人的創新之作,乾隆皇帝尤其喜愛這類新穎的珍玩。轉心瓶的制作與御窯廠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幾乎為一器一樣,同樣紋飾造型器僅制成一對陳設,以示其珍重。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紅地軋道雕瓷鏤空有鳳來儀百鳥朝鳳圖雙螭耳大轉心瓶

H:63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雍正朝寵臣、內務府總管年希堯,監理御窯廠督陶九年,做過各種實驗探尋新技術,并引進郎世寧等傳教士畫家的焦點透視法,于雍正七年(1729)出版了關于透視學的著作《視學》,豐富了宮廷藝術的造型語言。《視學》書木刻插圖中,以多幅御窯廠瓷器線描圖以表現器物的不同透視角度,亦可印證雍正朝御瓷塑形的科學與創新精神之源。


清雍正 白釉模印菊瓣刻纏枝花卉紋花澆

H:25cm


《視學》插圖

早在雍正末期,唐英已創制出“圓琢洋彩”仿西洋雕鑄像生器皿。乾隆年間,受皇帝個人喜好的影響,唐英更追求玲瓏旋轉的機械構造之類的器物。此中轉變,既是制瓷藝術的發展,也可見兩位皇帝之間的趣味差別,還可以管窺唐英個人的藝術追求。


清乾隆 唐英風格青花釉里紅青花釉里紅“琴棋書畫詩酒茶”人物大尊

H:48cm


清乾隆 唐英風格青花釉里紅青花釉里紅“琴棋書畫詩酒茶”人物大尊

H:48cm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光堯在研討會中表示:“琺瑯彩作為一種外來技術,對中國清代瓷器尤其是彩瓷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影響了清代彩瓷的裝飾風格和藝術走向。而從琺瑯彩到粉彩就是外來彩瓷藝術全面中國化的結果——按照中國人的想法、中國人的生產技術改造了的琺瑯彩就是中國粉彩。”

而【清雍正 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龍紋花臺】的出現,豐富了雍正朝洋彩瓷器的實物數據,完整地復原出雍正洋彩五供之全貌,印證文獻關于雍正朝洋彩燒制的記載。它凝聚了唐英對琺瑯彩瓷的一份特殊感情和對景德鎮窯業創新的激情,開啟了中國陶瓷工藝史上一個新潮流的到來。


清雍正 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龍紋花臺

H:45cm

“雍正年制”款


清乾隆 御制洋彩江山萬代如意耳琵琶尊

H:37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張麗認為,乾隆在煌煌帝業之外,從容享受人生,將自己的情趣與愛好貫徹到宮廷藝術品的制作與發展中,成就了古代中國瓷器最后的輝煌,琺瑯即為代表之一。“乾隆朝畫琺瑯器上的裝飾內容在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洋題材和透視畫法,大大豐富了畫面內容的多樣性和真實感,別開生面。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和開放,也是西風東漸的歷史見證。”

【清乾隆 琺瑯彩仕女嬰戲小貫耳瓶】,外形小巧精致,各式琺瑯料色匹配和諧,以西方寫實筆法描繪中式古典人物。其作品彩料透亮,紋飾清晰,尤其是人物面龐的點染具有西方油畫的三維效果。此類作品細膩典雅,素負勝名。其寫實之風,應受郎世寧等西洋宮廷畫師影響。


清乾隆 琺瑯彩仕女嬰戲小貫耳瓶

H:9cm

“乾隆年制”款


清乾隆 洋彩‘八蠻進寶’雙耳大瓶

H:77cm

“大清乾隆年制”款


清乾隆 洋彩雕瓷‘八蠻進寶’山高水長大瓷板掛屏

板:64×47cm,框:93.5×71cm

此外,展覽中還有【清乾隆 洋彩‘八蠻進寶’雙耳大瓶”】、【清乾隆 洋彩雕瓷‘八蠻進寶’山高水長大瓷板掛屏】,十八世紀的中國是西方各國向往的神秘樂園,八蠻進寶即反映各方來朝,乾隆盛世的太平景象。

三. 御制西洋鐘清宮鐘表最高技藝

古琴、玻璃器、服飾各甄其極

十八世紀中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繁盛,亦體現在清宮西洋鐘表、銅胎琺瑯器、鑄銅器、古琴、家具、漆器、玻璃器、織繡服飾等多種宮廷藝術中,深刻影響了清宮藝術的審美與技藝水平,在乾隆時期達至鼎盛,可謂“座擁琳瑯”。
“宮廷鐘表”作為18世紀盛清宮廷藝術的杰出代表,既有西洋之藝,又具東方之韻。無論是西方制作,抑或本土改造,都帶有強烈的帝王意志。既反映了西方當時的技術與審美,又折射出清朝宮廷的文化與藝術。甚至以陶瓷與繪畫所無法企及的動態與立體之氣韻,令清朝各代帝王視為最易賞玩的技藝珍品。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惲麗梅老師考察認為:“清宮鐘表既繼承了我國的工藝傳統,又融匯了東西計時之法,形成別具一格的皇家風范。”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津老師對中西文化交流下宮廷造辦風尚的發展進行了考察:“中國宮廷鐘表其在承載中外文化交流和影響方面所顯現出來的代表性、典型性、廣泛性是世界上其他博物館的同類收藏無法比擬的。

此次特展的數尊清宮西洋鐘,是故宮鐘表館外私人珍藏的頂級西洋鐘展品,以此展開研討,探究西方世界打開中國的努力與來自中國皇權態度的互動關系。

無論是藝術造詣還是技術水準,【清乾隆 御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都體現了乾隆時期廣州貢御鐘表的最高水平。它所呈現出的中西交融與清代中西鐘表文化交流、中國鐘表制作的歷史情況正相一致,反映出當時尤其是乾隆時期真實的歷史面貌。


清乾隆 御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

H:86.4cm

另一件座鐘精品則是【銅鎏金御題詩西洋游戲人物鐘】。在表盤上以琺瑯、墨彩、紅彩書寫嘉慶帝御制詩,詩曰“當今御詠:晝夜循環轉,隨時運不停,靜觀分刻數,豈敢自安寧”,為嘉慶帝作于皇子時期的詩詞。表盤以御制詩為飾極為罕見,查閱公私收藏本品為孤例,彰顯其作為宮廷典藏的卓爾不群。


清乾隆-嘉慶 銅鎏金御題詩西洋游戲人物鐘

24.5×20×46cm

除乾隆御制西洋鐘外,還有英國工匠作造【銅鎏金轉花西洋童子打樂鐘】,童子雙腿跪地,符合中國禮儀。擊鐘兒童設置與故宮現藏西洋童子鐘幾乎可以相互印證,應是通過使節饋贈等途徑進入清代宮廷的18世紀英國鐘表代表。


清乾隆 銅鎏金轉花西洋童子打樂鐘

H:64cm

此外,古琴、家具、銅胎琺瑯器、鑄銅器、漆器、玻璃器、織繡服飾等,得以探究探究清宮皇室新風尚下的藝林百工,可謂“各臻其極”。

【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琴通體仿刻梅花斷紋,琴面、琴邊發連體小蛇腹斷紋。據《欽定四庫全書》之《御制詩集》、《國朝宮史卷》與《欽定日下舊聞考》等記載,此琴之制造,緣于乾隆年少。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劉國梁研究發現,“乾隆十年是乾隆制琴、鑒琴的第二個高峰,這在他的藏琴體系鑒定里面可厘清。”而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桉總匯》有關制琴事項,恰始于乾隆十年末,這是乾隆朝僅見的宮廷斫琴記錄。四琴前后共計費時約十個月方成,并名之曰“瀛蓬仙籟”“湘江秋碧”“皋禽霜唳”“云海移情”。四琴是作為充滿乾隆皇帝個人情懷的紀念品而產生和存在的。今幸能有“湘江秋碧”幾乎以全美重現,補桐書屋的故事歷經200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人間。


清乾隆 御制“湘江秋碧”琴

琴長101.5cm,隱間91cm,首寬15cm,肩寬16.8cm,尾寬12cm



清乾隆 御制“湘江秋碧”琴 (局部)

【清乾隆 紫檀花鳥紋大四件柜(一對)】也極為精彩,柜頂柜門上的一扇“菊花畫眉”圖,對比郎世寧的花鳥冊中的一頁,構圖和題材相同,在花瓣、枝葉的表現技法上風格完全一致,透視準確,造型寫實極富于立體感。可見此柜的畫稿出自受郎世寧畫風影響的宮廷畫師之手,大柜每扇柜門均能獨立成畫,是宮廷畫師與紫檀工匠的完美合作,堪稱家具中的“琺瑯彩”。


清乾隆 紫檀花鳥紋大四件柜(一對)

立柜長126.5cm,寬48.3cm,高184cm;頂柜長126.5cm,寬48.5cm,高63.5cm

【清乾隆 御制銅鑄刻二龍爭珠圖五供】,成組造型穩重、鑄刻繁麗,尺寸巨大,總重高達735公斤。威武的游龍紋樣彰顯至高無上的皇權,是罕見的完整套裝。同樣宏偉華麗的銅鑄五供套件,故宮慈寧宮的咸若館也有一組,慈寧宮是清代后妃進行佛教祭拜儀式的重要場所。


清乾隆 御制銅鑄刻二龍爭珠圖五供

爐W:87cm、H:78cm;

瓶H:75cm、H:76cm;

燭臺H:79cm,W:43cm

本品級別的祭器陳設多為紫禁城內的宮殿和廟宇訂制,或作為呈現皇帝的貢物。慈寧宮所藏一組裝飾較為簡單,本組五供工藝較之故宮藏品工藝更為豐富,所雕刻龍紋工藝更加精美,且在局部細節設計上參考了上古青銅器之紋飾,品級顯見更高。值得一說的是,圓明園獸首也是用精銅鑄造,它們所用的銅,系專門為宮廷所煉制的合金銅,內含諸多貴重金屬,與故宮、頤和園陳列的銅鶴等所用銅相同,顏色深沉,內蘊精光,歷經風雨而不銹蝕,堪稱一絕。


清中期 銅胎掐絲琺瑯胡人獻寶獅鈕大熏爐

L:111cm

另有【清中期 銅胎掐絲琺瑯胡人獻寶獅鈕大熏爐】【清乾隆 御制銅鑄刻二龍爭珠圖五供】等,具有中西結合的宮廷藝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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